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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选择来看，我们经历了从扩内需时期，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时期，到现在的稳预期。不同类型的减税，其实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，扩大内需的减税是总量政策，其目的是要增加企业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，这样就可以扩大投资或者消费，减税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。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其中降成本就是重要的内容。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操作方法就比扩内需的减税相对复杂一些，因为这个时候要对税制要素进行选择，否则降成本就没什么效果。其中税制要素包括税种、税基、税率等等。从广义来讲，可以说所有税收都是企业的负担。比如说增值税，增值税是独立的，它在核算上和企业的成本利润核算是完全分开的，和企业财务会计的核算也是分开的。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，按照现有的理论来看并不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因为现在企业在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，大多并没有把增值税分开，合同里的成本和服务的销售价格中都包含了税。增值税每调整一次，都会涉及到企业销售合同的调整，增值税虽不直接构成企业的成本和负担，但是会对企业的成本、利润产生挤压效应。当供求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到底是由企业负担还是由消费者负担？按照现有的税收理论来说，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负担的，和企业没有关系，企业只是代交。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，我认为传统的税收转嫁理论比较落后，很难解释我们的现实。

“这就是贸易的运作方式，在这种情况下指责中国是不公平的，况且许多美国公司已经从中国制造业或出口商品那里获益。”杰弗里指出，美国不应该将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现象归咎于中国，美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利润不断飙升，应该对这些企业征税，以补贴工薪阶层家庭的收入、重建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、推广新的工作技能、投资于前沿科学和技术。美国和中国应该继续就双边和多边贸易进行协商，制定出改进的规则，而不是用片面的威胁和过分的指责来引发贸易战。

罗熹和王廷科均曾在中国信保和中国太平任职。罗熹现任中国太平董事长，曾任中国信保副总经理，王廷科现任中国信保副总经理，曾在中国太平担任副总裁3年。如果看最后一次调任之前的保险工作经历，那么缪建民仍有3家险企的工作经历，袁长清没有保险工作经历，其余6人均只有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经历：白涛、王思东曾在国寿集团任职；王滨、王廷科曾在中国太平任职；罗熹曾在中国信保任职；王毅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职。

2014年至2016年的债券发行规模上升，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理财的扩张，但资管新规出台，破刚兑、去通道化、去资质池化将削弱对等级较低的主体需求。一方面，新增的理财规模可能有限，对信用债的直接配置可能难有大的增量资金，另一方面，非标趋于萎缩，理财通过投资非标的形式给实体（特别是低资质主体）输血也在下降，对低资质主体的风险暴露是在加速的。

责任编辑：鲍一凡近日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夏人寿”）认购关联方阳光城（000671.SZ）发行的“19阳城01”债券5亿元，溯源来看，阳光城此次发债目的为“借新还旧”，募资偿还2016年所发行的两笔债券。蓝鲸保险注意到，该期债券票面利率7.5%，超过同类型债券利率2个百分点，业内人士分析指出，高息债券背后，凸显出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求，险企需警惕潜藏兑付风险。

218年12月31日，集团资产负债比率（总负债除以总资产）为49%，较2017年底的39%增加10个百分点。集团的流动比率为155%，较2017年底的216%减少61个百分点。回顾年度内，生物质综合利用、危废及固废处置、环境修复及光伏发电及风电分部的收益合计达约70.02亿港元，其中建造服务收益约41.27亿港元，较2017年增加40%，至于运营服务收益约为27.34亿港元，较2017年增加77%。各收益的比重为：建造服务占59%，运营服务占39%及财务收入占2%。